苗族的说唱艺术嘎百福

苗族曲艺嘎百福为苗语为HxakGhabBilFul的音译，是流传在苗语中部方言一带的民间说唱艺术，是苗族口碑古籍之一，其内容极其丰富，举凡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爱情，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罪恶，塑造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英勇斗争形象，表扬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抨击人际关系中的歪风邪气，反映家庭中夫妻、婆媳和前娘后母之间的关系，揭露地主贪财好利的丑恶嘴脸，描绘酒席场合的欢乐场面，叙述说媒婚嫁的独特风情,揭示人生哲理，抒发天伦之情,反抗民族压迫，以及移风易俗等等，均有反映。

可以说，人际关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下，《嘎百福歌》都演唱到。其中充满了扬善惩恶，做好得好，做坏得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深刻意义，闪亮着苗族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光辉，体现出苗族人民热爱什么，痛恨什么的好恶心情,既是苗族社会精神文明的画卷，又是苗族人民自我教育的教科书。

在过去，《嘎百福歌》对维护苗族的生存，推动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在今天，苗族人民照样热爱它，演唱它，并且继续创作和发展它。

一、名称来源

关于它的名称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因地而得，即《嘎百福歌》最初产生于台江县翁福寨,因该寨地处高坡,而高坡苗语称“ghabbil”，音译“嘎百”。“福”乃翁福寨苗语简称“fu1”的音译，“歌”乃苗语“hxak”的意译，因而《嘎百福歌》乃“高坡翁福寨的歌”之意。但这是外地称呼,翁福及其附近村寨，都不叫《嘎百福歌》，而称为《酒歌》。因为这些村寨酒席场合所唱的酒歌不是韵文，而是这类散韵夹杂，有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说喝，主人常借演唱从前某地何人如何寒酸，来比喻自己没有酒菜招待客人，而客人则借演唱从前某人如何走运，遇到什么好事，来歌颂主人对自己盛情招待，故名《酒歌》。

《嘎百福歌》名称的另一来源是因演唱场地而得。据另外一些歌手说，古时苗族调解纠纷，多半在长有桦槁树遮阴，又能容纳众多听众的野外坡地举行，负责调解的理老，往往要在这种场合演唱--些与纠纷有关或相似的说唱,启发纠纷双方思想，以求问题顺利解决，因而后人就称这种说唱为《嘎百福歌》。“嘎百”和“歌”，同前解释，“福”苗语桦树“detful”（栋福）的简称和音译。因此，这里的“嘎百福歌”，即“桦槁树坡的歌”之意。

此外，由于这类说唱有人物姓名，有故事发生地点和原因，有些还是真人真事，因而在台江县南官、汪江、交密、纠向等地区被称为《祖宗歌》（苗语《Hxakbadghet》，音译《夏爸者》）和《典故歌》(苗语《Hxakdiangbgux》，音译《夏典故》)。又因有大量作品反映人际纠纷，并请理者讲理裁决，因而有些地区又称为《告状歌》(苗语《Hxakathset》，音译《夏啊受》)和《讲理歌》（苗语《Hxakhmatlil》，音译《夏曼理》)。

还有人说这些说唱最初产生于台江县的纠洼寨，因而又名《嘎吾洼歌》，苗语《Hxakghabwulwas》，“嘎吾”(ghab-wul)即”山湾”，“洼”(was)即“洼地”，《嘎吾洼歌》即“山湾纠洼寨的歌”。但这也是外地称呼，纠洼寨象翁福等村寨一样称为《酒歌》。根据以上各种情况，尊重民间比较普遍的意见，我们认为把这类说唱通称为《嘎百福歌》较为适宜。

剑河县杨里耶不在席间演唱“嘎百福”

二、历史渊源

《嘎百福歌》产生于何时？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为何?这是应该弄清楚的。但由于过去苗族没有文字，无由记载，而历代汉族学者又囿于民族隔阂，不知道苗族有此类说唱，加以搜集记录，因而现在很难准确回答，我们只能从这类作品所反映的各种情况，加以分析，作个大致的说明。

首先，从经济生活上看，《嘎百福歌》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是：苗族人民基本上人人都有了田地，男女共同劳动，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男人们有些还兼营木条生意,或作其它买卖。妇女们兼作种棉养蚕副业，织布巢丝，绣花绣朵，极为盛行。家畜家禽，普遍饲养，除食用外，还可招待客人，馈赠亲友，甚至出卖，物资相当丰富。社会生活方面，谈情说爱，婚姻嫁娶，走亲访友，参加各种节日娱乐活动，斗牛斗鸟，以及打猎等等，是人们的日常重要活动，而且视为人生乐事。作品中已有贫富现象。婚姻上追求纯真爱情与嫌贫爱富两种思想斗争同时并存。已有”财主”(苗语“naixdlas”，音译“乃那”)、“发财人家”(苗语“zaiddlas”，音译“者那”）和“活路岚”(苗语“daibgheb”,音译“代工”，相当于“长工”）等名词出现，但无”地主”之称（直到解放初期，黔东南苗语尚无“地主”之词)。有些作品虽有其个财主“有田一万八干丘”的描写，但这是夸张之词，不是事实。作品中没有反映租佃关系，没有“佃农”名词，更没有地主利用土地残酷剥削农民现象。因此，《嘎百福歌》大概产生于苗族的小农经济社会。

其次，《嘎百福歌》大部分作品所反映的都是人际纠纷，解决这些纠纷，分别由氏族组织（苗语“jangdniel”，音译“江略”)，地区民约(苗语”ghedhlangb”，音译“告榔”，意译“议榔”）和理老（苗语“lillul”，音义同“理老”）这三个层次处理，不由“官府”解决（有的作品也有反映诉诸“官府解决的，但这是以后的事)。这又告诉我们:《嘎百福歌》产生于苗族处于封闭自主的年代。根据苗族社会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年代应该是：上溯自苗族开始步入小农经济以后，下迄公元年至年，清王朝(雍正六年到十年)借“改土归流”为名，对黔东南雷公山周围苗民进行武力征服，实行封建政权统治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嘎百福歌》产生地和雷公山周围地区的苗族，处于封闭和自主状态，即汉族史籍所谓的“化外”或“生界”地区。封闭在今天来说，是进步与发展的障碍，但对历史上处于备受压迫，四处逃亡的苗族来说，却是件大好事，它使迁徙到黔东南来的苗族先民有个避风港，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发展。苗族在安定的环境中，逐步地发展了生产，繁衍了人口，发展了礼俗，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必须加强管理。而管理的办法：一靠氏族组织，加强民族内部团结；二靠地区民约，维系社会治安；三靠群众自我教育，发扬社会文明。这第三点要求，就促成了《嘎百福歌》的产生，人们把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编成说唱，用以惩恶扬善，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指导人们的言行,促进社会文明，推动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这就是《嘎百福歌》产生的原因及其时代背景。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嘎百福歌》作品都产生于封闭自主年代，以后就不产生了，只是说那是《嘎百福歌》的产生和繁荣时代而已。“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打破了苗族社会的封闭自主局面，实行直接的封建政权统治和民族压迫，苗族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抗民族压迫斗争，民族内部的人际纠纷降为次要地位，因而苗族民间文学的创作主动地由娱乐性转变为斗争性，许多起义斗争传说，《张秀眉》起义斗争长诗，其他起义斗争歌谣，以及反映苗族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声音，如苦歌、苦情歌和逃荒歌等等，大量产生，而《嘎百福歌》反映民族灾难的作品却很少，就足以察明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嘎百福歌》的产生和繁荣时期是“改土归流”以前，苗族处于封闭自主和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那些年代，这与苗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三、艺术形式

《嘎百福歌》作品命题,既简单而又别致，即所有作品都不是以主题的概括名词或其他什么为题目，而一律以故事中主要人物或全部主要人物的名字为题目。有的以人名带地名为题目。如《榜南喜》，“榜”为人名，“南喜”为主人翁出生地名。若以两个人名带地名为题目，则处理成两个声调相押，音节一致的五言诗句，如《谷记久讴芙和牟记德方昔》。作品中的人物，有的历史上确有其人，如《者玛和斗牛》中者玛，是过去台江县登鲁寨人，很有钱，是个理老，年高德厚，很有威望，许多作品都提到他，现在提到他的名字，登鲁寨的人仍引以为荣。

《者略扬蒋》中的者略扬蒋，是过去台江县方秀寨人，是个反抗官府的硬汉，多次被捉坐牢，官家罚他修的台江县城关翁茂沟拱桥，如今还在。《者由桑金》中的新由桑金，又名者由，是过去雷山县西江寨人，他是个理老，但道德败坏，贪财好利，调戏妇女，无恶不作，人们就其劣迹，编成说唱，加以讽刺抨击，流传至今。作品中众多其人其事可能都存在，只因年代久远，无法考察，或因其他原因，人们只谈其事，姑隐其名，这恐怕是为数最多的。

《嘎百福歌》这种命题方式，看来简单，实具匠心，作用极大，首先它能点燃人们的好奇心理，预先叫人们产生悬念，继而急于欲知其事，主动要求说唱，具有招徕听众的客观效果。

《嘎百福歌》的体裁是散韵相间。每一作品开头都是散文，中间散韵夹杂，最后又以散文结束。开头的散文，作用是点出人物姓名，出生地点，提出故事发生原因与性质。中间所夹杂的散文，作用在交待情节发展情况。最后结束的散文，作用是宣告故事如何结束，正反人物各得什么后果，或者演唱者跳出圈外，作三言两语的评论。各段散文中，有些因刻划人物心理和描述人物动作而较长，有些则三言两句。韵文是作品的主要部分，作用在于抒发人物感情。句型一般是五言体，少数为长短句。

演唱时，没有乐器伴奏，全用接近说话，节奏缓慢，旋律舒展，音域落差不大，容易演唱的曲调。由于韵文为作品的主要部分和配有曲调,故称为“歌”。就此而言，《嘎百福歌》是音乐、诗歌和散文的综合艺术。每段韵文开头，一般都带虚词和人物姓名，如“哎哎哎某华！畸冈哎某某！”一方面表示客气，一方面表示演唱是针对一定的对象。属于讲理性的作品，韵文部分有的要重唱，即甲方唱完后，乙方要重唱甲方所唱的全部或部分唱词，然后才唱出自己的答辩唱词，意在严肃认真，不随便歪曲对方原意。这种重复演唱，有针锋相对，制造矛盾冲突气氛的客观效果，为一般歌手所爱用，听众也喜欢听。

《嘎百福歌》是一种叙述艺术，演唱者只需一人，具有“一人多角”、“跳出跳进、“忽这忽那”的特点，即演唱者时而扮演这个人物，时而扮演那个人物，时而跳出圈外，对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进行剖析，对故事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评价。演唱者主要演述故事进程，不作过多的形体活动和复杂的面部表情。不要求“装龙象龙，装虎象虎”的外在表演，以免破坏叙述的进行。因为演唱者主要在传述某个故事，而不是表演某个戏剧，群众主要是听。

某个故事，而不是“看”某种表演。演唱者都是些中老年人，尤以老公公、老奶奶们最力吾狂次方一些人生活丰富、经历广阔，对人生世态体会深刻，演唱时往往触景生情，糅进自己的思想感情，能使演唱生色增辉。有些演唱者有时使用某些酒歌调和情歌调演唱，其效果更是锦上添花。青年人一般不演唱，原因是这类说唱有些带有说教内容，只适宜于老年人唱，青年人应该虚心,不能以诲人的身份自居。其次，这类说唱的曲调比较低沉迟缓，音乐性不够强烈，不符合青年人的喜好，因而他们只喜欢听，而不喜欢唱。但在称为《酒歌》的地区，在喝酒当中，为了应酬，青年男子也有唱的。至于青年女子，则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能听而不能唱，这不是禁忌，只是谦逊和不好意思而已。演唱机会与场合很多，凡是排难解纷，酒席场合，群众聚会，朋友对坐，都可以择其需要而演唱。因此，《嘎百福歌》是一种非常群众化的艺术。

《嘎百福歌》的语言艺术也是极其独特和精彩的。首先是说理性强，在讲理的作品中，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理者义正词严，步步进逼，长正义之气，灭邪恶之威的语言，有如排炮，把一切无理者，置于瞠目结舌，无以招架，处境狼狈，最后遭致失败的下场。其次是讽刺性强，在褐露贪财好利的理老，批判一切坏人坏事的作品中，讽刺性的语言，有多如飞沙落叶，扑打着一切反面人物，使他们得丑态百出，惊惶失措，有的无地自容，有的抱头鼠窜，有的碰灶而死，听者无不捧腹大笑，拍手称快。再次是幽默隐喻，诙谐风趣，在作为《酒歌》演唱的作品中，其语言大都富有这种特色，从中反映出苗族人民纯朴善良，聪明智慧，乐观开朗，热情好客等等优良品德，也体现出苗族人民在封闭自主的社会中，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人为善，无忧无虑的生活。

《嘎百福歌》是有生命力的，《嘎百福歌》正在发展之中，雷山县已故著名苗族歌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唐德海同志，解放后曾编了一些新的《嘎百福歌》，为歌颂新社会和移风易俗服务。榕江县著名苗族歌手江开银同志，曾把一些《嘎百福歌》搬上舞台演唱，深得群众欢迎。

四、分布区域

主要流传于黔东南的台江、雷山、剑河、施秉、镇远、黄平、凯里、麻江、丹寨、榕江等十多个县（市），二万多平方公里的苗族地区，其中，流行最为普遍的是台江、剑河、雷山、施秉、凯里一带的苗族村寨。

五、传承谱系

嘎百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发展缓慢，至今仍处于民间原生态的业余阶段，传承仍仰赖于口耳相传。较系统掌握演唱的人多数是寨老、理老。巫师等。其传承方式主要是祖先传授、家族传授、师徒和自学等。

由于嘎百福主要是酒席场合演唱得以流传，因而演唱的场合多依附于苗族习俗而存在，而发展，学歌的人也只能在这些酒席间听和学。

六、重要价值

1、教育价值：嘎百福的内容与广大苗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密切相关，具有十分稳定的社会基础，是苗族人民进行各方面教育最方便、最重要、最普及的教科书之一。如《可鸟香久》、《玖伊福、仰南和榜榜》、《两兄弟和两姐妹》等歌教育后人要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勤恳劳动，团结和睦的良好品德。

2、娱乐价值：大多在姻缘活动、亲友聚会、节日等酒席场合演唱。目的是为了活跃气氛，以歌助酒兴，以歌娱人。演唱者坐于桌上端，周围则是“八层人坐，十层人站”，有的学歌、有的听歌、有的凑热闹。精极之外，称赞之声不绝，悲痛之处，哀泣之声于耳。无论是歌手或旁观者，都随歌的高潮而欢呼雀跃，喜笑颜开。通过这些活动，使人精神振奋，心旷神怡，充满着欢乐与风趣，从而起到娱乐的作用。

3、审美价值。苗族先民们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根据自身的审美观点，创造了嘎百福。同时，又可从嘎百福曲艺中看到苗族的审美观点。

4、艺术价值：嘎百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片沃土，其优美的故事情节、富有韵律的歌词、具有浓郁苗族民间音乐特色的演唱曲调和特殊的音阶组合，是苗族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文艺工作者不断从中吸取和提炼艺术精华，广泛借鉴于文学、音乐和戏曲等领域创作。

参考文献：

唐春芳搜集整理.嘎百福歌.贵州民族出版社.年出版.秀美黔东南.苗族的说唱艺术《嘎百福》.年3月.孙亚光.苗族曲艺“嘎百福”.中国旅游新闻网—旅新社.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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