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同为动物的猪狗如何被人类驯服的

人类同动物的斗争，已经有了三百万年的历史了，动物的驯养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

一方面，正如农业的发生一样，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动物所提供的肉、乳、皮、毛等产品的需要愈来愈多，这是游移不定的狩猎经济所不能保证的；

另一方面，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由于狩猎技术的发展以及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为动物的驯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此，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兴起了以游牧为主的畜牧经济，在其它地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

对动物的驯育，经历了驯育野生动物、繁殖家畜新种和人工选择等三个阶段。

狗是由狼驯育而来的。狼的品种很多，狗的起源也是多元的。我国是狗的起源地之一。从骨骼上看，狗的身体小，骨架也小，吻短，脑胪较大且圆，顺着额缝有较深的纵沟，枕骨脊比较强，牙齿排列紧密。在河姆渡、半坡等遗址都发现过狗的遗骨。下王岗遗址号墓的随葬物中，有一具狗的骨架。据研究，此狗具有人工驯育的特征。说明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一个驯育狗的过程。狗所以起源很早，是因为它具有易驯养、灵敏、快速的特点，是人们狩猎活动中的有力帮手。过去黎族集体狩猎时要选一名首领，称“俄巴”，意译为领狗的人。这也可看出人们对狗在寻找野兽、进行追捕和保护猎人等方面的作用有着高度的评价。赫哲族的猎犬还能拉雪橇，故人们对其爱护备至，狗死了还要进行埋葬，或者挂在树上，防止野兽吞食。

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农业部落，除饲养狗以外，还驯养了适合农业需要的猪、羊、牛，以及鸡等家畜、家禽。河南裴李岗遗址出土了陶塑猪头和羊头，猪头造型简单，拱嘴张口，形象逼真。河北磁山遗址还出土了猪、狗、牛、羊的遗骸，尤以猪骨最多。说明远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部落已经普遍饲养家畜了。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中发现了四十八种动物，其中有不少为家畜。该地出土的一件陶猪，腹部下垂，四肢短小，作奔驰状。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猪骨。淅川下王岗出土的猪骨架吻短、眼眶突不明显，头骨比例则较宽，上下犬齿都不发育，下颌骨低，下额联合部短而薄，颊齿比较弱小，特别是第三白齿缩小极明显。这些正是由野猪驯育而成的家猪的主要特点。

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除了很早就饲养家猪外，还养了羊。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普遍发现了羊骨。裴李岗、河姆渡遗址都出土了陶羊。河姆渡的陶羊，昂首匍匐，栩栩如生。临潼姜寨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的把钮，也是一个羊头形象。据研究，我国的山羊可能是捻角山羊驯育来的。河姆渡、圩墩村等遗址还出土不少水牛骨骼。长江下游可能是水牛的发源地。这些家畜都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鸡是主要的家禽，主要起源于南亚和东亚，我国是最早养鸡的地区之一。仰韶文化已经有大量鸡骨出土。这些家鸡是由原鸡驯育出来的。原鸡头大、体轻、翅膀短。大约在七、八千年前我国原始居民已将原鸡驯化为家鸡了。而过去一直认为我国的家鸡是由印度引进来的，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人类对蜜蜂等昆虫的利用年代也很久远。起初人们吃蜂蛹和蜂蜜，如彝族的吃蜂儿就是远古人类食蜂的遗风。为了吃蜂蛹必须先排除成蜂，方法是火攻。人类定居之后，开始养蜂。从世界范围看，旧大陆都有蜜蜂分布，后来才传入美洲。我国的甲骨文中有许多蜂和蜜字，说明我国最迟在商代已饲养蜜蜂。但是从民族学资料看，人类养蜂始于对野外蜂群的照顾，经过引诱野蜂并加以饲养，最后才驯育成家蜂。凉山彝族、盐源摩梭人就是把野蜜蜂引到家里饲养。正如野蜂房有树洞和岩洞两大类一样，人工制作的蜂房也是如此，前者发展为独木蜂房，后者为石板砌筑；正规的蜂房是较晚才出现的。

在我国北部、西北和东北某些草原地区，由于水草较多，气候适宜，当地的原始居民从很早的年代起，就发展了畜牧业，兼营渔猎经济。人们用弓箭保护牧群，以石刀、刮削器和石片剥取兽皮，并对皮革进行加工。原始居民的主要饲养对象是猪、羊，饲养牛马是比较晚的事情。野兽是很凶悍的，即便是野生牛、羊，从捕捉到驯育也是一件极艰难的工作，需要强壮的体力。因此，动物的驯养是由男子完成的，并且由他们管理畜群。

畜牧业和农业一样，能够大量、持续地提供肉类食物和皮毛等衣着原料，扩大了生活资料的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牲畜的用途，一是肉食，二是祭祀，三是力役。当时虽然无车，但驮运东西已经使用畜力了。宰杀性畜的方法也较原始，即用矛刺死或者以石头、木棒击死，这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当流行。

人们按季节而迁徙，住宅比较简陋，缺乏陶器，流行木、皮和树皮制作的器皿，过着具有自己特点的游牧生活。自然界是人类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天然仓库，在人类从事采集和狩猎的时代，尽管各地有所侧重，但就经济来源而论，都是大同小异的。当人类“学会用人类的活动以增加天然产物的方法”以后，人类就由不能控制自然发展到开始支配自然了。当时因为生产力还很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在不同地区就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有的从采集和渔猎发展为农业部落，有的从渔猎和采集发展为游牧部落。这是人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因地制宜，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济的结果。从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人类两大生产部门。正是这样，马克思多次把农业、畜牧业并提，这不是偶然的。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在黄河、长江广大流域，土地肥沃、森林较多、气候温和、水分充足有关。由于它适合农业的发展，所以首先发明了农业。在我国西北、北部和东北若干地区，则发明了畜牧业。不难看出，我国进人新石器时代以后，除少数地区还停留在采集和渔猎的状态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氏族部落，已经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生产。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有可能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和“赐予”，开始冲破自然界的某些限制，生产日益丰富的产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大社会分工，提供一定的剩余劳动产品，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畜牧业和农业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农业越发展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如农业经济比较稳定，产品多种多样，人们能定居于一地，等等。所以农业成为世界上多数民族的主要经济部门。同时，农业又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大量的饲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它使单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部落相形见绌了。

总之，在社会大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类便“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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