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妾和婢

摘自《文史知识》

和前代一样，元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元代家庭中的女性，有妻、妾和婢女之分。妻和妾、婢的身份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元代上层官僚和官宦家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妾和婢女。就是普通地主家庭，男性纳妾和使用婢女，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元代文献中，妻子称为“正室”，妾称为“侧室”，“如夫人”，或称“小妻”、“少房”。妾的来源主要有四种。一种是用钱买民间女子，对象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邹氏候其适，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这位女子的父亲是“名士”范复初，因“父丧家贫”，其母被迫“鬻”女为妾(《辍耕录》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邓某用钱二千五百缗(贯)，在扬州买“殊色小鬟”送到京师为妾(《辍耕录》卷4“不乱附妾”)。中书省刑部的一件文书中说，至元六年()唐太“买到妇人一名唤龙嫂，收为妾，生到小厮一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弟殴死兄所宠婢》)。元末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多处提到“买妾”问题，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见该书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买妾可谨”等条)。另一种是用钱典雇女子为妾。至元二十九年()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南方愚民，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妇人》)。例如，龙兴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吴震“雇到蒋梅英为妾”(《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订立文书，这在南方是习见不鲜的。第三种是地主强迫佃户的女儿为妾。至元十九年()元朝监察部门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富户对地客(佃户)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典雇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地主娶佃户女儿为妻是不可能的，只能为妾或婢。第四种是妓女从良，男子出钱为妓女赎身。从良为妾是妓女一条重要出路，特别是一些色艺出众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员、富豪的青睐，出钱为之赎身。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妓女张海棠，“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学得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不通晓”。被财主马员外看中，娶回家去为妾(李行道作《元曲选》，—页)。以妓为妾，最为人诟病。元末孔齐说：“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故谚云：‘席上不可无，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记》卷2“婢妾命名”)陶宗仪说：“妓妾之以色艺取怜、妒宠于主家者，亦日：我之富与贵有以感动其中耳。设遇患难贫病，彼必戚戚然求为脱身之计，又肯守不贰者哉!”但是陶宗仪也承认有例外，并举出三个名妓出嫁后“守节”的例子(《辍耕录》卷15“妓妾守节”)。

元朝曾专门颁布有关妾的法令。至元十年()正月，“陕西按察司申：先奉条格，定到民间婚姻聘财内一款，‘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钦此。照得州县人民有年及四十无子，欲图继嗣，再娶妻室，虽合听离，或已有所生，自愿者，合无断罪，听改为妾”。户部认为：“有妻更娶，委自愿者，听改为妾。今后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户部的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此事来自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谭澄的建议。“时诏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世德下衰，妇人以悍妒成俗，己既无子，又以是讦制其夫，将遏制苗嗣，曾不省恤。请自今男子四十无子，听其娶妾。’中书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诏禁有妻娶妾”，显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误。根据上述法令，有妻不许再娶妻，四十无子允许娶妾，娶妾必须明立婚约。但有妻不许再娶妻是对汉人说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从元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汉人、南人一般只有一妻，但娶妾则不受限制。特别上层权贵和地位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义将军(从五品)、副万户赵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苏天爵《副万户赵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从实际情况来看，男子娶妾特别是权贵和官宦娶妾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四十无子娶妾是空话，没有严格执行。

男性纳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个原因是追求享受，“人之买妾，欲其侍奉之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官僚和富户往往广置侍妾，有的取其美貌。有的取其长于歌舞。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他们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同时也用以满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另一原因是娶妻无子，为了生育儿女而有纳妾之举。上述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沈古就是如此。又如，杭州张信，“娶同县陈氏无子，叶氏来，为之侧室”，得生一子(宋濂《故叶夫人墓碣铭》，《宋文宪公全集》卷25)。汴梁兰阳人扈铎，“蚤孤，育于伯父。及壮，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无子，铎为买妾。岁馀，产一女”(《元史》卷《孝友一扈铎传》)。还有一些人，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付聘妻的费用，便买妾来建立家庭。东阳(今浙江东阳)儒生吴中“家益贫，年过三十不能娶，有一妾，为生二子”(宋濂《吴子善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42)。钱塘(今杭州)名士吾衍因贫困“年四十未娶”，友人“为买酒家孤女为妾”，组成家庭(《辍耕录》卷6“吾竹房先生”)。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

妾与妻的地位有严格的区别，妻是家庭主妇，妾必须听从妻的管教、安排。权贵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有的因年轻貌美得到主人的宠爱甚至凌驾在妻之上。但就多数家庭来说，妾要从事各种家务活动，在生活上也必须处处低妻(家庭主妇)一等。衢州(今浙江)祝应升说，他的母亲叶氏，“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谨敕，有过无不及焉”。“每子妇进饮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妇应曰：‘然。’始敢下箸”(宋濂《祝母叶氏阝乌门阡表》，《宋文宪公全集》卷50)。祝应升这番话语意在表彰其母作为人妾的贤德，却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妻与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述杭州张信的妻陈氏，另有“侧室”叶氏。“性慈惠柔顺，事陈氏如事姑”。也就是说，妾与妻的关系如同儿媳与婆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事实上，妾的地位与婢是相近的。各种记载中常以“婢妾”并提，这是因为妾的大多数和婢一样都是买来或用钱典雇的，其人身都是归主人支配的。元朝的法令：“殴伤妾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者，不坐。殴妾折伤以上，各减妻罪二等。”至元四年()东平路李定捉获犯奸妾陈丑儿，殴打致死，官府便以“有罪而殴邂逅致死”为由，判决李宝“不合治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因奸杀人打死犯奸妾》)。可见妾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元朝曾颁布法令，娶妾亦要双方缔结婚书(见上引至元十年中书省令)。但这是为了确定妾的身份．并不是说明妾与妻相等。

妻、妾矛盾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齐反对纳妾，其理由之一是：“或正室之妒忌，必致争喧，则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则妾自相倾危，适足为身家之重累，未见其可乐也。”(《至正直记》卷1“婢妾之戒”)妻妾争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宠妾，妻子受气，因而导致家庭悲剧。“畏吾人伯不花与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艰苦，生女已十岁，一朝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观音奴为小妻，貌美赀丰，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胜愤，不花掷刃以剚，弗毙。闭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饿死。婢引儿诉主母枉于官。录事挥使去，君(录事司典史陶煜——引者)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于是叩头白宪府，使得伸理获全。伯不花虽遇赦释免，犹坐黜矣”(郑元祐《白云居士陶君墓碣》，《侨吴集》卷12)。更有甚者，“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糜其肉饲犬”，则是一个人性极端扭曲的例子(《元史》卷《乌古孙良桢传》)。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便以此为主题，剧中开解典库的李彦和娶妓女张玉娥为妾，气死了妻子，家业荡尽(作者佚名，《元曲选》，—页)。另一种是妾遭妻子虐待。华亭戴君实，“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无比。仅有一女，赘谢季初为婿。君实纳一妾于嘉兴外舍，得男。王闻之，早夜怒詈。君实不得已，遣其妾，取儿以归”。其儿亦夭亡(《辍耕录》卷27“戴氏绝嗣”)。乌程(今浙江)“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阴纳一妾于外，生子未周岁，王诱之来，逐其妾而留其儿”。王氏将妾之子害死，造成家庭悲剧(黄潘《干公神道碑》，《金华先生文集》卷27)。“临洮富民无子，有妾方娠，妻妒而卖之”(苏天爵《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广平路“民有妇妒妾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讼不决，乃以子生月逆计母妻奴之时得实，其民遂有后，阖郡号神明”(马祖常《邢公神道碑》，《石田文集》卷12)。松江李子昭，“侧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挞苦楚，昼夜不息，数次自经与溺，以省觉不得死。窃自念曰：‘我若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为幸。’因多食海蛰与冷水，胎既落，血上冲心，而身遂亡”(《辍耕录》卷9“阴府辩词”)。在妻妾关系中，妾受妻虐待的情况显然更多一些。

婢女就是女性奴隶，在元代文献中常称为“媵人”。她们中有的是战争中虏掠来的，有的是通过各种形式买来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日婢，总日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契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则标拨随女出嫁者是也”(《辍耕录》卷17“奴婢”)。俘掠为婢情况很多，主要发生在蒙金、蒙宋战争时期。例如，程鹏举“在宋季被虏，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虏到宦家女某氏妻之”。“宦家女某氏”就是俘掠来的女子，被抑为婢。张万户将她嫁给程鹏举，就是以奴婢相配。后因“某氏”鼓动程鹏举出逃事泄，“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也就是把战争中俘获的婢女卖出(《辍耕录》卷4“妻贤致贵”)。全国统一以后，江南不断有“盗贼生发”，前去镇压的官员和士兵“互相掳掠人口，官司莫之省问，纵令贩卖，或公然要钱收回”。元朝的政策是，区分“贼徒家属”和“驱掳良人”，凡是“贼人老小”，由官府“给据”，“方许成交”(《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应卖人口官为给据》)。也就是说，在统一之后，平定“盗贼”时俘获的“贼徒家属”，也被抑为奴婢，可以买卖。另一类是百姓因贫困或其他天灾人祸，被迫出卖女子为婢。例如，“乙酉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至正甲午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至正直记》卷3“乞丐不置婢仆”)。“乙酉年”是顺帝至正五年()。至正四年，黄河决口，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发生多种灾荒，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甲午年”是至正十四年()。至正十一年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至正十三年淮东张士诚起事，占领高邮(今江苏高邮)。至正十四年元朝派大军进攻高邮。连年战争，迫使淮东百姓大批渡江南下。“乙酉年”的天灾和“甲午年”的战乱，造成大量流民，他们被迫出卖子女为奴婢。以上是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妻女为婢的例子，牧民亦有类似的情况。元仁宗延祜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元史》卷《拜住传》)。这次北方草原特大灾荒，导致许多蒙古牧民流落到内地，被迫出卖子女为婢。除了自然灾害，男性家长去世常常也会引发家庭经济崩溃，以致卖儿鬻女。杂剧《施仁义刘弘嫁婢》中，裴兰孙因父死“无钱埋殡”，便“自己卖身”，“头上插看一个草标儿”(作者佚名，《元曲选外编》，页)。以上几种情况是元代女婢的主要来源。

此外，女婢还有其他来源。元朝盛行高利贷，因债务被抑为婢的情况亦时有发生。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中书省奏：‘哈刺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说有。俺商量来，无体例，在先赛典赤也行了来。如今只依那体例与将文书去，教罢了，休教拖者，休教做奴婢者。商量来。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哈剌章”指云南。“无体例”意为违反政策规定。云南富豪势要放高利贷抑逼欠债家庭的妇人、子女为奴婢，还要在脸上刺字，这是很残酷的。类似的债务奴婢在其他地区也常有发生，即所谓“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还、事产”。元朝多次颁布禁令，但作用显然是有限的。此外，地主强迫佃户女儿为婢，还有用钱典雇女子为婢之事。

权贵家庭都有大量婢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正三品)李伯祐有奴婢三千，婢以半计亦在千人以上(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9)。谭澄曾为按察使、宣慰使，“夫人卢氏，勤俭惠和……故婢数千指，约束如一”(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数千指”，即数百人。李伯韦占、谭澄官三品，地位比他高的权贵拥有婢女的数量可想而知。下至一些普通地主家庭亦有婢女。女婢或雇身婢女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如打扫庭院、洗涤、侍候主人的起居等。“我梳洗处着他架手巾，筵席头上系护衣。我教他打水运浆，执盏擎杯，扫床叠被，那些儿不用了他”(《施仁义刘弘嫁婢》，《元曲选外编》，页)。很多人家在庭园中饲养家畜家禽、种植菜蔬，也使用婢女。莆田(今福建莆田)女子林道外出嫁后，“尤不能自遐逸，箕帚烹饪之事，咸亲莅之。时挟媵人莳园葵，畜鸡豚，唯恐有不及”(宋濂《故陈母林夫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5)。或从事家庭纺织。赣(今江西)妇刘福真，白日处理家务，“晚则会妾媵于一，治丝枲至夜分，无先寝者”(宋濂《吕母夫人刘氏碣》，《宋文宪公全集》卷15)。开化(今浙江开化)余氏，夫死后“率媵妾治丝缕麻臬，岁时机杼之声闻于乡里”(宋濂《徐夫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4)。有些富贵人家还养会歌舞的婢女，供自己消遣，或为客人表演。元末著名文学家杨维祯，宴客时，“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宋濂《杨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0)。很多婢女还是主人的性奴隶。宋末元初著名诗文作家方回，“有两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不乐也”。二婢逃走后，“既而复得一小婢曰半细，曲意奉之。……每夕与小婢好合，不避左右”(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

女婢的人身完全受主人控制，她们往往被转卖。至元二十八年()六月的一件圣旨中说：“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要求禁止此类行为(《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元朝还曾多次禁止男子、妇女人口私贩诸番，可知蒙古女子被辗转贩卖到海外，汉族女子被贩卖到海外的一定不少。婢女亦可作为赠送的礼物，富贵人家女儿出嫁时以婢女作为陪嫁，是很普遍的现象。受“使主”(驱口主人)虐待之事常有发生。监察御史杜质和妻贺氏都是榆次(今山西榆次)人。“初，宜人(贺氏——引者)归御史公未几，因宴集得金钗于座隅，遣偏诣所亲，问谁所遗。母党王氏方疑其侍婢，箠之几死。钗出，婢乃免”(黄潘《宜人贺氏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9)。另一个婢女就没有这样幸运。西域人木八刺之妻丢失金鎞，怀疑是小婢所窃，“拷问万端，终无认辞，竟至陨命”。后来金鎞发现，证明小婢是冤枉的。元末陶宗仪记下此事，感叹道：“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书焉，以为后人鉴也”(《辍耕录》卷11“金鎞刺肉”)。钱塘人应才，“以乡贡下第，任嘉兴学正，丁父忧，仍寓居授徒”。有一婢名陆小莲，“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辍耕录》卷11“梦”)。这又是一个虐待致死的例子。

婢女的前途，一是被主人收为妾，一是放良。“亦有自愿纳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辍耕录》卷17“奴婢”)。但“纳财”求免主要是男性奴隶，女婢是很难有这样机会的。上述程鹏举之妻“宦家女某氏”被卖以后，“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织达旦，毅然莫可犯。……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原鬻镪物，乞身为尼”(《辍耕录》卷4“妻贤致贵”)。这是很罕见的例子。较多的“放良”出于使主的恩惠。如千户董士元之妻凌其氏，临死以前，“女媵四及所生女一，遗命券而良之”(《侍卫亲军千户董侯夫人碑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2)。第三种是逃亡。至元六年()曹州路“人户李买驴拐带探马赤军人陈牌子驱妇张七姑在逃”(《元典章》卷45《刑部七诸奸奸生子奸婢生子随母》)。第四种更多的是终身为奴。

前面说过，家庭财产只限于男子继承，但妻、妾、婢之子在财产继承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妻、妾、婢的不同地位决定的。至元十一年()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孙成与孙伴哥兄弟二人争夺房产，“省部相度，孙成妻之子，孙伴哥系婢生之子。据所抛房屋事理，以十分为率，内八分分付孙成为主，二分付孙伴哥为主”(《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嫡庶分家财例》)。至元三十一年()大都路有一起“卢提举妾阿张告争家财”案，礼部“检会旧例：诸应争田产及财物者，妻之子各四分，妾之子各三分，奸良人及幸婢子各一分”。并据此做出判决，中书省认可(《通制条格》卷4《户令》)。至大二年()，袁州路(路治今江西宜春)发生一起争夺财产案件，礼部做出同样判决，得到中书省认可(《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妻、妾、婢生子分家时分额不同，是元代特有的现象。太常博士胡助之妻陈氏生子胡瑜，另有妾生子胡璋。胡瑜说，母亲陈氏“视瑜兄璋如己出，未尝以嫡庶为间。及吾父将以赀产付瑜兄弟，辄请中分之，人以为难”(黄潘《宜人陈氏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9)。法令规定财产分配时嫡庶有很大差别，而陈氏却能“中分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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