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什么样的恩怨导致林语堂与鲁迅的合影
有人曾问林语堂道：林语堂是谁？林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上帝认识他。作为享誉文坛的中国近代作家、风靡全球的文化名人，林语堂这个名字，在中国内地却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其实他曾与鲁迅齐名，所以，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不易描述的篇章。
中年以后的林语堂，大部分以英文的方式来发表作品和创作，这也成就了他在国际上盛名不衰。但是，在中国内地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人们对于他的了解可谓是寥寥无几，有也是从鲁迅一些著作里得来，或者说是以他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来认知这位近代作家。
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在跟我们隔海相望的中国台湾，鲁迅的作品也曾一度被列为台岛的禁书。因此，鲁迅与林语堂这两个曾经是朋友的敌人，生前笔战不断，离开人世之后，留下的话题还是不能平息。当后人研究他们的时候，双方也都是彼此绕不开的关键。
我们知道，关于鲁迅先生的一些事事非非，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而且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然而，对于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林语堂？这在中国近代的文坛领域，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
我们只要谈到林、鲁二人，小编就不能不提起一张特殊的照片，上面是由鲁迅、许广平和林语堂等6人的合照。然而，在国内流传的照片里面，林语堂刻意被抹去，原因是林、鲁二人失和。而这张被涂改的合影照，也许恰恰可以作为一个还原历史真实的契机。
照片摄于年10月4日，当时林语堂来沪已经一个多月，而鲁迅则是前一天刚刚到达上海，林语堂特地前来为鲁迅接风洗尘，这是鲁迅到沪后的首张照片，通称他跟许广平的“结婚照”。然而，林语堂出现在合影里，显然说明他和鲁迅的关系十分亲近。
出人意料的是，仅仅过了2年时间，鲁、林二人就演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路人。就这样，本来的10年相交，结局却成了缘聚缘散的陌路之人。所以，由于二人的知交与背离以及种种的无常与无奈，尽数表现在林语堂从这张合影中被隐去的那一刻。
年12月5日和6日，这是林、鲁交往过程当中2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两天里，鲁迅曾经2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2封信，内容主要是为自己负责的杂志《语丝》向林语堂约稿，于是林语堂爽快答应并陆续投稿，这就预示着二人“相得”的开始。
年，北京“3·18惨案”爆发，林、鲁二人都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二人不得不离开京城，并辗转一年多后，二人又相继选择上海作为避难之地。这一年，林语堂32岁，他隐隐约约感觉自己的人生将要和过去不一样了。
在此期间，林、鲁二人曾多次谈到对今后的一些打算，而林语堂则打算今后以写作为生，并且得到鲁迅大加赞赏。然而，面对霓光闪烁的大上海，林语堂同样不能不感到一丝丝迷茫。因为，当时的鲁迅已经是中国知名的文坛大家，以写作为生显然不是问题。
而此时的林语堂，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介书生罢了，想要天真地靠笔杆子养家糊口，显然有一些不自量力，还需要认真费一些思量。其实，仅仅在半年以前，林语堂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做一名自由作家，靠写字维生。那个时候，他正准备踌躇满志大干一场。
年，整个中国都在风雷激荡之中，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于是，一场由广州发起以打倒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赢得了民众空前支持，讨伐大军一路高奏凯歌，这让林语堂振奋不已，他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并满以为新中国已经曙现。
同年3月，林语堂在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力邀下，做了陈友仁的秘书长。紧接着，政府相继接收了英租界汉口和九江，可林语堂却闷闷不乐，近半年的“衙门”生活，使其真正见识了政治人物的无耻，而他一心服务的当局干起坏事来，比军阀更加可恶。
年9月，林语堂辞职，6个月的衙门生涯是他一生里唯一的仕途之路。此后，他立下终身宗旨“决不做政治家”。离开武汉以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鲁迅主办的杂志投稿，还在蔡元培的中央研究院当英文编辑，并把以前在京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剪拂集》。
他在书中的序言里写道，在这个北伐大业已完成，训政时代马上来临，天下太平之时，难免会令人感觉太平之下的那种寂寞与悲哀。然而，在这太平的寂寞里，回顾2年前那个动荡时期的京城，正是我们追忆当年青年勇气的壮毅以及跟当局惨剧演出的热闹。
那是年3月18日的下午2点多，作为女师大教务主任的林语堂，行色匆匆来到铁狮子胡同，他被通知作为学校代表来领同学尸体，据林语堂回忆讲，当时地上摆放一排木棺，第一口便是自己非常赏识的女同学刘和珍，而另一口则是女同学杨德群。
事件发生的当天，正是林语堂担任教务主任一职的第3天，就在上午时分，他还曾接到了学生代表刘和珍的告假电话，她们准备发起上街游行的请愿活动。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前，有4艘日本军舰无端入侵天津的大沽口，还好被我驻防军队火力打退。
4天以后，日联合英、美、法等8国，借口我军违反《辛丑条约》，提出撤除天津大沽的防务，且对日进行赔款，并且在48小时内给出回复。至此，北京广大民众纷纷上街游行声讨日军行径，女师大的同学无法安心读书，林语堂对同学的爱国举动非常理解。
当天午饭过后，林语堂就这样目送同学们说说笑笑走出校园。没想到，噩耗很快传来，同学们在街上惨遭当局强力镇压。据说，仅在段祺瑞政府大门前，军警对请愿的学生们举起了枪口，现场学生有47人被打死，受伤学生人，史称叫做“3·18惨案”。
倘若不是亲眼所见，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林语堂，根本无法想象朗朗乾坤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悲痛欲绝的林语堂直到3天以后，他才算彻底平复下来，并拿起笔写追悼文章，内容是：
“今日是星期天，稍有空暇，很想写这3天来的沉痛心情，却无从下手，因为几天来每日都是昏昏沉沉，看上去忙于公事，很少静默时间，思索之余觉得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哀恸的一次经历。”当时，文章被鲁迅排在自己负责的杂志《语丝》72期的首文。
在这期间，鲁迅同样写了一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而周作人也写了一篇同题材的文章。不过，我们从时间上判断，他们3人当中并不一定是鲁迅最先发表的第一篇。而此时另一份著名刊物《近代评论》，却刊登了一些对学生和政府各打50大板的闲话。
发生“3·18惨案”之后的第2周，也就是年3月30日，处于怒不可遏的林语堂发表了一篇《闲话与谣言》。在文章当中，他大骂特骂“畜生”生在人类社会里，这本来就已经够奇了，可这帮“畜生”却发见于现在大学教授里，这真是令我意想不到。
随后，林语堂又以一篇《打狗檄文》，来倡导打狗运动应从现在开始，让京城里的老黄狗、叭儿狗、螺蛳狗、笨狗和所有的狗，还有那些大人物宠信的家畜、家禽通通悉数消灭，过后我们再讲讨伐军阀。随后，林语堂变成了鲁迅倡导的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事实上，在6个月之前，林语堂还曾因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受到鲁迅先生的强烈批评。
“费厄泼赖”，是来自英语fairplay的一个音译，大多数所指的是体育比赛或者竞技上的一种术语，代表着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之意。
在文章当中，林语堂说，这种“费厄泼赖”，也就是“不打落水狗”，我们应该攻于思想，而非于人。以当前段祺瑞、章士钊二人为例，就不应该攻击于某一个人的身上。在一个反封建、反帝制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林语堂的这种个人论调明显太过于“和善”。
对此，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回应文章，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倘是咬人之狗，我认为都应该是在可打的行列之内，无论他是在岸上或者在水里，皆应如此、一视同仁。
当然，林语堂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当举动，于是他就画了一张《鲁迅先生打叭狗图》，并且发表在《京报副刊》之上，随后又写了一篇《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正在附和鲁迅关于“打落水狗”的主张。至于二人后面的是是非非，小编在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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