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出土侍女俑墓葬的随葬俑组合情况探

出土侍女俑且身份明确的墓主身份较为显赫，根据材料整理出了26座中原地区出土侍女俑且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首先，通过整理这些墓葬随葬俑的种类、数量与形制，可以分析出中原地区的墓葬在随葬俑配置问题上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将中原地区作为切入点，分析隋唐时期的丧葬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其次，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随葬侍女俑的墓主，除去中原地区当地民众，还有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迁徙的流动人口。根据梳理墓主的原籍可以得到隋唐时期上层人口流动的大致情况，从而探析当时政治形势。

26座出土侍女俑的隋唐时期墓葬中，男性墓主共18人，其中14人有官职。女性墓主共8人，8位墓主的丈夫有官职。26名墓主中有22名是官员或官员家属。除去李弘妻子哀皇后与安国相王两位孺人，有6位墓主是武官或武官妻，13位墓主是文官或文官妻。8位墓主或墓主丈夫任中央官职，14位墓主或墓主丈夫任地方官职，这应与洛阳地区在隋唐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有关。这26座墓葬基本属于中原地区较高等级的墓葬，通过研究26座墓葬的随葬俑类组合情况可以大致窥知中原地区较高等级墓葬随葬俑类组合的整体情况。

将26座墓葬的随葬俑按四神镇墓俑、文官俑、武官俑、仆侍仪仗俑、乐舞俑、胡俑、侏儒俑、动物俑等分类进行了数量的统计。其中，四神镇墓俑包括了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和十二生肖俑。鉴于俑的出土位置不明，俑的具体身份性质并不能确定，例如有些家居生活俑和出行仪仗俑类的特征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将家居生活俑和出行仪仗俑归于一类中。仆侍仪仗俑包括了男侍女俑、男女仆俑、出行仪仗俑，文武官立俑不归入出行仪仗俑，骑马乐俑归入出行仪仗俑中，不归入乐舞俑。乐舞俑包括伎乐俑和舞俑。胡俑单独分为一个类别，不归入仆侍俑、乐舞俑等类别。动物俑包括了出行仪仗俑中的驼、马、牛俑和家畜家禽俑。

四神镇墓俑出现在17座墓葬中。其中，15座墓葬中随葬有镇墓兽，11座墓葬随葬有武士俑，6座墓葬随葬有天王俑，且镇墓类多成对出现。只有1座墓葬中武士俑和天王俑共同出现。2座墓葬随葬12生肖俑。结合墓葬的年代和位置可知，中原地区各片区皆有随葬镇墓兽、武士俑和天王俑的墓葬分布，且墓葬年代比较连贯。随葬生肖俑的2座墓葬皆位于洛阳市区，墓葬的年代属于中晚唐时期。或许可推测随葬生肖俑是洛阳地区中晚唐时期比较流行的丧葬风俗，因为政治原因并未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其他片区。13座墓葬随葬了文官俑，并未见武官俑出现。仆侍仪仗俑是墓葬随葬俑类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类。每座墓葬皆有出现，且数量差异较大，少则几个，多则上百个，体现着墓主的身份等级。

比如，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随葬个仆侍仪仗俑，与唐氏同夫的崔氏墓随葬个仆侍仪仗俑，左骁卫大将军越州都督柱国宜春郡开国公王雄诞之妻魏氏墓，随葬个仆侍仪仗俑，洛州刺史贾敦颐墓随葬了个仆侍仪仗俑。随葬此类俑数量较少的墓葬有简州阳安县丞李守一墓，云骑尉向君陈夫人墓，西河郡孝义县令田府君夫人王氏墓等，出土仆侍仪仗俑的数量仅4、5个。墓主身份之差清晰可辨。

乐舞俑出现频率不高，隋故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墓出土13个，光州定城县令柳凯夫妇墓出土11个，洛州刺史贾敦颐墓出土40个，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出土4个。胡俑是隋唐时期极具时代特征的随葬俑类，8座墓葬出土了胡俑，其中2座位于安阳，2座位于偃师，4座位于洛阳市区。8座墓葬出土了侏儒俑，3座位于偃师地区，5座位于洛阳市区。仅3座墓葬未出土动物俑。

总的来看，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较高等级墓葬随葬俑类的组合情况基本符合隋唐丧葬模式，即由镇墓兽和武士俑为代表的镇墓类，仪仗俑和牛车等出行俑群，侍俑和乐舞俑等家居生活俑三大类组成。另外，隋唐时期的随葬品还包括庖厨和家用器具这一大类。

隋唐墓葬四类随葬品定制的形成可追溯至西晋时期，西晋时期的镇墓兽、武士俑、翻口罐等替代了东汉晚期以壶、案、仓、盘、耳杯以及刻有镇墓文的扁腹平底罐等为代表的组合型式。北魏时期，四大类的随葬品组合形制初步形成。随后发展的更为规范和精巧。隋唐时期，继续沿用了四大类的组合形制，但是在构成比例上有了变化。隋代墓葬中的伎乐俑、执箕俑、扶铲俑、打水俑、烧火俑、跪坐炊事俑等俑类数量较多，至唐代数量减少至不见。唐代墓葬随葬镇墓类和出行仪仗类俑的比例提高，成为随葬品中的主体部分。

胡人俑在隋唐时期较为常见，其出现可追溯至战国时期。陕西咸阳战国时期秦墓M出土了两座义渠人骑马俑。豫、川、苏、浙等多省汉墓皆有胡人俑、黑人俑出土。魏晋时期纷乱异常，云南、湖南也偶有出土胡人俑。高昌地区出土有十六国时期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特征的木俑。至北魏时期，少数民族俑和异域俑出现数量大幅增加。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北方多地皆有胡人、异域俑出土。至隋代，胡人、异域俑不再只出现于北方地区，湖北武汉、武昌也有出土。唐代的胡人、异域俑集中出土于两京地区，其他各地也皆有发现。

26座墓葬中8座出土胡俑的墓葬集中于洛阳市区、偃师地区及安阳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胡人俑的形象也较为一致，深目高鼻，脸部多蓄有络腮胡。大部分胡人俑头戴卷沿帽、翻沿帽，也有头戴折沿帽、瓜皮帽，或卷发不戴帽。身着翻领长袍，腰束带，下着袴裤，足蹬靴。除牵驼姿势外，胡人俑或手合抱于胸前，或一手下垂，一手前曲于胸前。

侏儒俑在隋唐时期较多地出现也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根据文献记载，自夏商周时期，就有侏儒以供王室贵族娱乐的例子。夏桀、周幽王收侏儒入王宫以玩乐，东方朔通过恐吓汉武帝身边的侏儒以博得觐见机会，唐玄宗以身边侏儒为“肉几”等等。洛阳市区及偃师地区的8座墓葬出土的侏儒俑形象较为一致，身形矮小短肥，多头带幞头，也有头戴卷沿帽、头戴冠或头梳高平髻的形制。皆身着翻领窄袖束腰长衣，下身着袴裤与短靴。侏儒俑或双手抱于胸腹前，或一手下垂，另一手前曲于胸前。

有学者认为，唐代的侏儒主要来源自东南亚和古倭国、非洲地区、唐代道县。洛阳市区及偃师地区出土的侏儒俑无异域特色，且皆应为男性，应为隋唐国内自贡侏儒。国外进口侏儒在隋唐时期应为少数，在出土俑中并不常见。

通过分析26座墓葬中的胡俑与侏儒俑可发现，出土两类随葬俑的墓葬集中于洛阳市区、偃师地区与安阳地区，且有大部分墓葬是重合的。这可说明隋唐时期，随葬胡俑与侏儒俑的丧葬风俗并未传播到以上三个地区以外的河南地区。或可说明随葬两类俑的墓主自身的身份较高，或有其他的社会背景。

26座墓葬出土的胡俑与侏儒俑各自拥有着较为一致的形态特征，同时，除去侏儒俑多戴幞头，胡俑多戴胡帽外，两类俑在衣着风格上极为相似。这说明了胡风在隋唐衣着风格上的深刻体现，胡文化对隋唐时代影响之广泛。也可说明隋唐时期衣着样式上的阶级特征不明显，就像上层妇女也着短襦长裙的侍女样衣衫一般，社会各个阶层皆可穿着“唐化”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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